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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的前身——黄龙亭
发表时间:2021/1/29 11:07:25 点击数:(0) 来源:朝阳日报

文/陈守义

背景提示:朝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追本溯源,大多数人会第一时间想到柳城。史书说柳城始建于五帝之一的舜帝,目前考古实证也已推溯到战国时期,论年代之久远,首屈一指。但遗憾的是这座柳城并不在朝阳城里,而是在城南的袁台子村。朝阳城第一次被称为柳城,是东晋太和五年(370年)前燕灭亡之后的前秦时期,其年代自然晚于龙城。慕容鲜卑建都龙城是中国4世纪的一件大事,许多史书都有记载,举如《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云:“咸康七年春正月,(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福德之地也。使唐国内史阳裕等筑龙城,构门阙、宫殿、庙园、籍田,遂改柳城为龙城县。”咸康七年即公元341年,龙城历前燕、后燕和北燕而成为“三燕”故都,距今已近1700年。因此,人们又普遍把龙城视为朝阳城的开辟之始。

其实,追溯朝阳建城史的源头仅到前燕是远远不够的。根据阚骃《十三州志》的记载,朝阳城的真正起点最晚应在西汉,而它背后的历史景深,又与红山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黄龙亭到黄龙城

对亭这种建制,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有几点已经得到多数人的首肯。其一,种类不同。亭有都亭、市亭、乡亭、门亭、道亭之分,形形色色。其二,职能多样。亭兼有驿递、侦察、治安、往宿等功用,还经常成为政府发布公告和军队驻扎之所,因所在地不同,其功能也各有侧重,并随形势需要而变化。其三,亭有辖地。秦汉列侯有县侯、乡侯,也有亭侯,亭与县、乡一样,都管辖一定的区域,因而才能用来作为食邑封赏功臣。

至于亭的具体样貌,顾炎武总结了三点:一是“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二是“必有城池,如今之村堡”;三是“必有人民,如今之集市”(《日知录》)。其中“必有城池”是亭的主要特征,“ 城,所以盛民也”(《说文解字》),没有城,其他都无从谈起。古代文献经常出现亭、城互称的现象,设置在边塞的亭又往往与障(小型城堡)连称。民国《朝阳县志•古迹》记载无考古城数座,一在“县东北九十里”,一在“县北十里”,另有两座分别在“县西北青沟梁”和“大青山上”,基本分布在柳城西北燕、秦长城和汉代烽燧(墩台长城)沿线内侧,确切地说都应属于屯戍用的亭障,历代沿袭,发展成类似于村镇的聚落。据考证,汉代戍边士卒除去例行的边防任务,平日与普通百姓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可以携带家眷,业余时间可以从事各种文体娱乐活动,家中有事还可以请假归省。实际上,这些亭障已经是他们寄托生死的第二故乡。只可惜今已不能一一考实,除了黄龙亭,只知道还有一座曲水亭,借此可以对黄龙亭作进一步的了解。

曲水亭见于《前燕录》。书中记载,公元336年,同时驻牧于辽西的另两个鲜卑部落即段氏和宇文氏,与慕容氏争夺柳城,“(段)辽别遣弟兰帅步骑数万屯于曲水亭,将攻柳城西曲水”,不果。昱年,慕容皝“筑好城于乙连东,使折冲将军兰勃戍之,以逼乙连。又城曲水,以为勃援”。用古代的“春秋笔法”来解释,新建曰城,增修曰筑,慕容皝“又城曲水”应当理解为重建,因为旧城不足为用。曲水,《资治通鉴》又称回水,推测应为今大凌河某一支流,无确考。但由此可知,曲水亭位于柳城之西,东与黄龙亭互为掎角,二者与大凌河古道和长城密切相关。慕容皝先城曲水,后建龙城,都是由亭障改扩而成。这意味着慕容皝建都龙城之前,朝阳一带早已不是渺无人迹的荒原弃壤,至少曾经出现过城郭相望、人烟攒集的一幕。说是“曾经”,是因东汉末期,战乱叠起,百姓纷纷逃离,许多亭障都已人去城空。《三国演义》提到的公孙瓒,当时任辽东属国长史,经常要巡行边塞,一次,途中突然遭遇鲜卑数百骑,情急之下,公孙瓒和他的部下“数十骑”不得不藏身于一座“空亭”,躲过了一劫(《后汉书•公孙瓒传》)。这座空亭史书没有留下名号,推测应是一座普通的小亭。一座小亭而能容纳数十骑,足见古代的亭与今天的亭不可同日而语。

同样,作为柳城的属地,黄龙亭在辽西鲜卑诸部之间也历经数次争夺。慕容氏与柳城渊源甚深,早在三国曹魏时期莫护跋就以军功拜率义王,建国于棘城之北(今北票境),其孙慕容涉归又“以全柳城之勋,进拜鲜卑单于”。推测慕容涉归参与的这场柳城保卫战是在鲜卑诸部中展开的,因为慕容氏作战有功,黄龙亭一带可能已经成为他们的封地。但此后不久,慕容涉归却莫名其妙地率部“迁邑于辽东北”(《前燕录》)。为什么?根据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的记载,鲜卑宇文氏自“太康之世据有黄龙”,这意味着慕容涉归于公元280年至289年期间丢掉了黄龙亭。原来,慕容氏“迁邑于辽东北”并非出于游牧之需,而是战败后的一次逃亡!《前燕录》多次说慕容廆“有憾于宇文鲜卑”,“将修先君之怨”,冯家升《慕容氏建国始末》因此怀疑慕容涉归是被宇文氏所杀,其实两部的“世仇”来自领土之争的可能性更大。这片土地重新回到慕容氏手中,已是四五十年之后,如前所述,宇文氏联合段氏几次试图收复柳城,无奈此时的慕容氏已今非昔比。宇文氏和段氏亡国后,其领土纳入慕容氏的版图,黄龙亭也随之变成了前燕腹地。

前燕于341年建都黄龙亭。择地建都,一般首先要考虑区位优势和人居环境,但从史料上看,慕容皝所谓的“福德之地”,最在意的恐怕还是“黄龙”二字。慕容皝一向以“真龙”自命,对他而言,创建新都不过是托情寄志的政治手段。他的本意是要借黄龙亭说事,即由黄龙亭而龙城,宣示慕容氏逐鹿中原、建立帝业的“鸿渐之始”。因而早在迁都之前,他就开始大造声势。

后来的故事自然也是按照预设的脚本继续演绎下去。据说,前燕迁都龙城不久,城东的龙山(今凤凰山)突然腾空飞起一黑一白两条巨龙,“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余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晋书•慕容皝载记》)。于是慕容皝借题发挥,又给新建的宫城起了一个别有意味的名号---和龙宫,其后龙城又名和龙城,龙山又名和龙山,皆由此而来。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而此类诞妄不经的“天降祥瑞”却层出不穷。实则所谓“黑白二龙”很可能就是大凌河流域常见的龙卷风,让慕容皝拿来做成了噱头。仅就字面理解,“和龙”似是取“双龙和合”之义,以此象征天下允协。显而易见,这是按照“君权神授”的套路编造出来的虚假故事,却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以为这是龙城一名的来源,黄龙亭变身龙城之前的历史真相反倒被掩没。

直到北燕,谜底才被捅破。公元435年,最后一任北燕国主冯弘,为联手抵抗北魏入侵,主动称藩于南朝刘宋。《资治通鉴》记之曰:“燕王数为魏所攻,遣使诣建康(今南京)称藩奉贡,诏封为燕王;江南谓之黄龙国”。《宋书》亦曰:“(冯)跋自立为主,自号燕王,以其治黄龙城,故谓之黄龙国。”初看,不免一头雾水:自前燕以至北燕,龙城或和龙城已经是地道的“百年老号”,宋人为什么要说成“黄龙城”?想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宋人眼里,龙城或和龙城是鲜卑人所立名号,而冯弘是汉人,封爵岂能不遵汉法!因此这才翻出龙城的“老底”。再查二十五史,《晋书》《魏书》除外,《宋书》《隋书》《北齐书》以及新、旧《五代史》,用“黄龙”指称龙城的频次明显高于“和龙”,抛开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不论,从中可以看出古人正本清源的良苦用心。

除以上所述,史料中还有黄龙道、黄龙县、黄龙山等名目,也都是从黄龙亭衍化而来,与朝阳有直接关系。其中武则天设立的黄龙县,是古代朝阳最后一个以“黄龙”为名的建制,初隶营州都督府,为契丹十七州之一信州的治所,至神龙初(705年)改属幽州---自此以后,黄龙一名便彻底淡出了朝阳历史。保守地估计,自西汉算起,此名沿用900余年,堪称朝阳最早的历史文化名片之一。

黄龙亭是第一座朝阳城

《十三州志》是这样记载的:“辽东属国都尉治昌黎道,有黄龙亭,魏营州刺史治。”寥寥数语,但足以说明早在慕容皝建都龙城以前,朝阳已经建城。

为了彻底厘清朝阳这座古都的“龙脉”缘起,首先要对阚骃和《十三州志》有所了解。阚骃约生于公元380年至452年,敦煌(今属甘肃)人,初仕北凉,后仕北魏,有过目成诵之才,每一本书都好像事先读过,故谓之“宿读”。《十三州志》是他的力作之一,撰成于439年北魏灭凉之前,史称“言皆雅正,事无偏党”,是一部全国地理总志。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他所谓“十三州”,指的是两汉时期的区划,而不是当时的行政建制。此书上追夏商周,下及十六国,涉猎甚广,但其主旨还是记录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史事,因此其中的地理名词都是以两汉的名称为基准。众所周知,营州始置于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治所在龙城,而辽东属国则是东汉安帝(106-125年在位)析分辽东、辽西两郡6县所置,其时尚无龙城,只有黄龙亭,所以阚骃称今天的朝阳为黄龙亭而不说龙城。《十三州志》成书之前,阚骃亲自见证了后燕和北燕的灭亡,并且专记“三燕”的史学著作如杜辅的《燕记》、范亨的《燕书》、封懿的《燕书》、崔逞的《燕纪》等均已行世,也就是说,他对龙城的前尘往事有足够的了解,所述应当是真实可信的。

不过,两汉的建制在今天看来毕竟已是一幅模糊的老照片,需稍加“锐化”。先说昌黎道。道,史书记载秦汉间“凡县主蛮夷曰道”(《后汉书•百官志五》)。道就是县,内县曰县,边县曰道,流传至今,四川方言还习惯称县为“县道”。东汉昌黎史书还写作夫犁、扶黎等,是东汉辽东属国最高长官都尉的治所。属国(秦称属邦)也是一种古代建制,是专为内迁的游牧民族而设,相当于郡,区别在于属国只设都尉而不设太守,多少有一点“军管”的意味。

那么,昌黎县在何处?这个问题关系到黄龙亭的定位,务必查明。曾经有人认为上述“魏营州刺史治”一语并非阚骃所说,而是郦道元《水经注》引用《十三州志》时加上去的。所以,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澄清,黄龙亭的所指就会成为疑问。所幸唐太宗之子李泰主编的《括地志》一书也回答过这个问题:“后汉省柳城入昌黎,慕容皝都龙城,本昌黎县地,相去数十里而近也。”意思是说,西汉的柳城县到东汉并入了昌黎县,而慕容皝所建龙城就在昌黎县境内,二者相距不过数十里。据此,已故著名史家张博泉先生在《东北历代疆域史》中一语破的:西汉柳城遗址即东汉昌黎县治。

过去人们一直把两汉昌黎定位于义县(或说凌海市),受习惯性思维支配,对其迁徙的频度估计不足。清代大儒顾炎武说“昌黎有五”,实际上至少应有7处,被漏掉的就包括曾经设治于柳城的昌黎。柳城在西汉时期是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所,其地正当大凌河谷道,历史上有“肘掖咽喉”之喻,论重要程度不在其他任何一县之下,然而《后汉书》记载的辽东属国和辽西郡均无柳城县,这是说不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汉省柳城入昌黎”,而此昌黎又恰好设治于柳城。查《后汉书》刘昭注,辽东属国位于“洛阳东北三千二百六十里”,而辽西郡则在“洛阳东北三千三百里”,辽东属国距离洛阳少于辽西郡40里,这个数字不一定精确,但大致可以看出,无论按照哪一条古道(卢龙道和傍海道)衡量,昌黎县都只能在辽西郡治所阳乐(通说在今锦州附近)之西或南,而义县及凌海市恰恰相反。

事实上,到了东汉末期,国势衰微,绥边乏力,受制于乌桓和鲜卑,辽东属国和辽西郡下属的县道或勉强维持,或弃地南移,实大势所趋,昌黎县自然也不例外,可能有过多次迁徙。《后汉书》记辽西郡太守赵苞,“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此事发生在东汉熹平六年(177年),昌黎县显然已被鲜卑占领,县治或已迁往别处,柳城又恢复了旧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黄龙亭所在地点的认定。

亭,最初作为军事防御机构出现于战国时期,到秦汉两代演变成基层行政单位。《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按此说法,亭介于里、乡之间,里隶属亭,亭隶属乡。当代学者则普遍认为,亭与乡、里不在同一行政系列,而是归县政府专管治安捕盗的县尉统领,相当于今天的公安派出所。不过“十里一亭”(里指方里)大体上还是成立的,因为无论是政区规划还是道路设计,都不能不考虑空间因素。实地测量,柳城故址袁台子村距离朝阳市区为12公里,以秦汉10里约当今8里计算,完全符合置亭的要求,朝阳即黄龙亭旧地无疑。而义县或凌海市与朝阳的直线距离都在八九十公里以上,根本不能说成“相去数十里而近”。这样,我们便扫清了以往的认知盲区,古代朝阳由黄龙亭而龙城而营州的沿革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东汉的辽东属国是在西汉郡县基础上建立的,汉承秦制,而秦代在东北设置的郡县又都是沿袭战国时期燕国的建制,故黄龙亭的启建不会比西汉设置柳城县更晚,最迟也应断定在西汉初期。

黄龙亭的历史景深

众所周知,龙是由原始图腾演变而来的一种具有浓郁的华夏民族特点的文化符号。而在古代传说中,黄龙则被看作“神灵之精”,是黄帝轩辕氏土德的象征,代表真命天子。它与朝阳联系在一起,不能没有原因。

就一般规律而言,地名通常都是依据当地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而命名。朝阳位于红山文化核心区,而红山文化又是以龙和玉为标志,与黄帝文化相对应的一种文化,“黄龙”作为地名出现在这里不应是偶然现象,所谓“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梁启超语)。查考史书可知,五帝之一的黄帝在商代卜辞中写作“黄”(无谥号“帝”字),而在神话传说中却被塑造成黄龙的化身,他不仅有“黄龙之体”,而且临终时又化为黄龙飞升,而且据说他的玄孙大禹也是黄龙转世。所以者何?通过古文字学和考古学双重印证得出的结论,“黄”乃“璜”(半圆形的玉器)之本字,指玉,象佩玉之形(郭沬若《金文丛考》)。由此不难窥见神话传说所蕴含的古史原貌。究其实,神话演绎的“黄龙”,最初不过是象征图腾的礼玉及其作为法器的功能延伸,其背后的隐寓也不过是黄帝族以玉通神、随玉而葬的信仰习俗。黄帝的真实身份不仅仅是当今学者所说的佩玉的享有者,作为世代因袭的氏族首领,在以玉传信,以玉示德的同时,其所扮演的“角色”也随之与佩玉同化,乃至以玉为名。黄帝之所以在道教神系中演化成玉帝,也根源于此。

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如今以“红山”命名的考古文化,古代先民并非一无所知。事实上,代际相传的群体记忆一直都在上古时期延续,《山海经》就是最好的典证。《晋书》关于“(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的记载,也说明古人在某些不经意的偶然“发现”中会洞见远古真相。红山文化研究的重要实绩之一,就是通过古史传说的解读,证明红山文化分布区即黄帝、颛顼活动区。为此,学者提供了包括化石、玉器以及文献资料在内的一系列物证和书证,可是至今还无一人将黄龙亭纳入证据链的研究。笔者以为,追溯地名本身所涵括的历史深度,黄龙亭应是比颛顼之墟和舜筑柳城年代更早的黄帝族的史迹遗存,慕容氏很可能因此将其认定为黄帝之都。退一步说,即便事实并非尽皆如此,但慕容氏自认黄帝之裔,追循先祖遗迹肯堂肯构的民族发展历程却无可置疑。总观慕容氏从紫蒙之野到颛顼之墟,再从黄龙亭建都到迁都蓟、邺的百年历史,与其说是重演了征服中原的一幕辉煌大剧,不如说他们完成了文化信仰上的一次归宗壮举。后者在启导边疆民族的认同意识,推动黄帝文化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核心理念的进程中无疑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朝阳市文史研究院特供)

责任编辑:陈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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